天津静海区有这样一个大邱庄，从前它不过是块名不见经传的盐碱地，更有“讨饭村”之称，这一个地区原先穷到当地有谚语专门形容它：“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地方，却在禹作敏的手中华丽转身，竟成了人人艳羡的“首富村”。
在《是是非非禹作敏》中记录，从前的大邱庄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大邱庄用砖头砍死人，到法院会判无罪，当场释放。因为，在大邱庄除了胶泥外绝对找不出一块砖头来。”
这是夸大也好，是玩笑也罢，总之这确实尖锐地反映出来大邱庄这一个地区的贫瘠。
而在这样糟糕的基础下，禹作敏却使得这个4300多人的村子，年工业生产总值在92年就高达40个亿，而在93年，禹作敏更是胸有成竹地表示，要将这一个数字，飞升至200亿。
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在禹作敏的操作下，大邱庄确实和从前有了天壤之别，一派繁华。
然而在这繁华的背后，却是禹作敏日益膨胀的野心，和为了攫取利益而沾满鲜血的魔爪。
他甚至还扬言道：“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
以这样的心态为人做事，大有登高跌重的风险，事实也证明，过于狂妄自大，只会自掘坟墓，禹作敏就这样，从一个“人上人”，成为一个“阶下囚”。
这样说原因一来是因为禹作敏成长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年代；二来是因为新的时代是不能容忍“土皇帝”发号施令的。
彼时商机无限，大有成就一番事业的空间。禹作敏虽然抓住了机会，却没意识到贪心不足蛇吞象的道理，在利益的诱惑下蒙蔽了双眼，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让原本风光无限的生活断送在自己的手中。
禹作敏是1930年生人，那个年代的中国本就不富裕，而大邱庄更是贫瘠穷苦，有着“穷光光，土坯房，盐碱地，蛤蟆唱，苦水灌大肚，糠菜半年粮。”的说法。
而禹作敏本人又出身农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共没上过几个月学的他，在村子中都相当有学问了。
随着年纪增长，禹作敏曾在公社工业科做过会计，也当过支部书记，但即便如此，也绕不开一个“穷”字。
彼时的禹作敏不甘于现状，于是开始搞起了事业，而正是这一次尝试，大邱庄真的渐渐富了起来，无论是印刷厂还是电器厂，是冷轧带钢厂还是高频制管厂，都促进了大邱庄的经济发展。
从之前的一贫如洗，到现在的欣欣向荣，大邱庄的人自然高兴，而禹作敏更是名利双收，似乎已经走上了成功的道路，但也渐渐也变得得意忘形。
起初因为禹作敏确实带动了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地方的经济，于是也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党员”、“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这些头衔更是冲昏了他的头脑。
谁也不会嫌钱多，1992年南巡发表讲话后，禹作敏又嗅到了商机，带着大邱庄从钢材上大赚一笔。
能让大邱庄的经济快速的提升，可见禹作敏不是没能力的，但禹作敏过于自满，即便他带领大邱庄致富，也无法抵消他所犯下的过错。
有一次，6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彼时的禹作敏心高气傲，根本不把这些领导放在眼中，既不迎接也不陪坐。一直到会议结束，领导们准备离开，禹作敏都还坐在办公的地方和自己相熟的记者闲谈，根本就没有把领导放在眼中。
禹作敏的放肆狂妄已经初见端倪，对领导的高傲态度虽然令人不适，但还没有触及法律红线，但在此之后，禹作敏却并没有收敛。
据记载，在大邱庄内曾经发生过恶行斗殴事件，并导致一人死亡，据法院审理，禹作敏家中的一人因此而入狱。
禹作敏就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直到有一次支援灾区的捐献中，当地政府希望大邱庄能解囊相助，禹作敏先是满口答应要捐出一百万元，但很快又变了一副嘴脸，要求让当初主管公检法的领导人亲自去大邱庄致歉。
禹作敏的傲慢还不止于此，据记载，禹作敏还曾命令上万名本村及外村的农民手持官榜和钢管把手在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队长，并生成“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
如此狂言，怎么能不令人心惊肉跳，且禹作敏更不可思议的是自己的武装，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代社会应有面貌的。
在《1993：江湖已无禹作敏》一文中同样也记载了禹作敏的残忍，禹作敏在审查集团公司时，曾发现集团内部存在问题，于是他选择通过审讯的形式，对这些人严刑拷打，在公司的办公室内不但有警棍、皮鞭这些刑具，还配有录音录像设施，其中又一个26岁的青年人，遭受了7个小时的审讯与毒打，最终被活活打死。
一个活在新中国的人，却像一个旧社会的“土皇帝”，无论禹作敏的出发点是什么，事实就是他使用非法的途径活活打死了一个人，这样淡薄的法律意识，自然是无法支撑禹作敏长久发展下去的。
在《禹作敏的悲剧：“没有人管他”》一文中，道出了禹作敏从一个农民企业家滑坡向一个土皇帝、重刑犯的原因：
“禹作敏成了两个‘典型’，无疑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过程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现象……经济上变富了，可思想作风上却又变回到‘封建地主’了。”
禹作敏承受住了年轻时的贫苦，却没有承受住长大后的富有，没有正真获得应有的管束，让禹作敏变得更肆意妄为，大邱庄站起来的不止一个禹作敏，更有他的许多心腹。在禹作敏的庇护下，他们俨然称霸一方。
禹作敏富了起来，权力大了起来，心中不免更为骄纵，在《禹作敏，一个“农庄主”的倒掉》一文中记录了他对于钱权的狂热，他要和国家领导人比工资，要和部长比谁的皮带贵。
由此可见，禹作敏的自负已然难以隐匿，更何况任何罪行本就不是无迹可寻的，天网恢恢，即便禹作敏从前的光环再耀眼，都掩盖不了他利欲熏心，堕向深渊的事实。
1993年4月，禹作敏从前所做的一切终于被彻底拆穿，在首富村之下掩盖的滔天权势也被揭露，有关机构正式展开了对他的批捕工作，面对着不争的事实，即便禹作敏手眼通天，这次也终于是是回天无力了。
同年4月21日，禹作敏正式被逮捕，8月23、24两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安犯所犯罪行进行公开审理，最终，禹作敏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在审理过程中，禹作敏说道：“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是，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时严重的犯罪。”
大邱庄因为禹作敏而辉煌，却也因禹作敏和灰暗，在利益的裹挟，太多人冲昏了头脑，他们或许也没想到，有了禹作敏的庇护，生活变得富裕，有朝一日却仍会陷入牢狱。
然而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禹作敏纵然有万般的悔恨，也只能在牢狱中进行忏悔了，禹作敏入狱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后来禹作敏在狱中罹患了神经衰弱和心脏病，不得已送入天津市的天和医院保外就医。
那个时候的禹作敏已经年逾60，如果他能坚守在带动乡村致富的路上，境况自然是大不相同的。
可由于他的错误选择，虽然他入狱后的待遇还算优厚，可对于一个人来说，失去了自由与尊重，又是何其可悲呢。
在1999年，禹作敏因为心脏病去世，最终也没能看上一眼他一手发展起来的大邱庄。
[2] 田聪明，禹作敏的悲剧：“没有人管他”，《党政论坛》 2009年第12期31-31,共1页
[4] 冯景元，是是非非禹作敏，《理论观察》 1994年第5期36-43,共8页
[5] 禹作敏，一个“农庄主”的倒掉-中国法院网．中国法院网 [引用日期2021-06-04]